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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让农民享受 更多产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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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受访者供图

  “通过多轮的扶贫,尤其是此轮精准扶贫,广东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和贫困村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我在广东的基层调研中,有非常深切的感受。”近日,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胡靖认为,从长远看,推动农民组织化,让农民获得更多产业发展的成果,是真正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

  发展之路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双区驱动”

  南方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你怎么看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胡靖: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就针对性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精准扶贫,开创了扶贫开发事业的新局面。

  从全世界的情况看,可能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能够依靠土地制度的优势、公共财政的优势和举国体制的优势,千方百计帮助农民战胜贫困、摆脱贫困。

  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势,我们对扶贫,不仅是从财政、政策等方面去关注,更不是把它视为一种简单的“慈善”,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真正做到“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南方日报:广东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存在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你怎么看待脱贫攻坚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胡靖: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成为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掣肘。

  2016年以来,广东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粤北的12个地市。通过多轮的扶贫,尤其是此轮精准扶贫,广东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和贫困村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我在广东各地的调研中,都有深切的感受和认识。我深信党和各级政府完全有能力实现扶贫目标、完成扶贫任务。

  尽管如此,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和带来的变化,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又容易成为相对贫困发生的根源,容易诱发各种“返贫”。

  我认为,广东应该协同推进好实施乡村振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把广大农村纳入“双区驱动”的市场体系、创新战略、功能板块之中,带动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服务乡村振兴,由此必将产生叠加效应、互促效果,让广东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得更快、更远、更好。

  对口帮扶

  珠三角“火车头”带着粤东粤西粤北跑

  南方日报:广东纵深推进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粤北区域对口帮扶,珠三角6市累计向粤东粤西粤北12个市1719个相对贫困村派驻5597名驻村干部,投入130.94亿元,帮扶相对贫困户11.82万户、36.78万人。对于广东的这一做法,你是如何评价的?

  胡靖:珠三角经过多年的发展,较之于粤东粤西粤北,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渠道等方面优势都很明显,广东充分利用珠三角的这些优势,来对口帮扶粤东粤西粤北消除贫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通过这种对口帮扶,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之间逐步实现了要素互通、市场互通,比如珠三角可以向粤东粤西粤北输入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先进的现代发展要素,粤东粤西粤北也可以向珠三角输出优质农产品、优质劳动力和旅游资源。这是一个互利的发展过程。这种要素的互通要更为顺畅,就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使得珠三角更充分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粤东粤西粤北也能更好跟上珠三角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脚步,从而带动广东这辆“动车组”跑得更快、更稳,跑出广东特色。

  南方日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扶贫开发。你认为效果如何?

  胡靖:兼业状态的小农,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往往就只有贫困下去。扶贫,其实就是从外部予以农民、予以农村某种经济的力量。

  在开发式扶贫早已成为常态化扶贫模式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必不可少,社会力量特别是涉农性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市场生存能力、市场适应能力,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参与脱贫攻坚,是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也是中国特色。

  广东市场经济发达,各类市场主体众多,有超千万市场主体,众多企业家热心乡村建设,这些都是广东能够推动社会扶贫见实效的显著优势。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更多思考如何建立健全扶贫内生机制和长效机制,充分调动贫困户、贫困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长效机制

  发展农业全产业链让贫困户成生力军

  南方日报:今年是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年,也是乡村振兴实现“三年取得重大进展”阶段目标,衔接“五年见到显著成效”要求的重要一年。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胡靖: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首先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丰富内涵有清晰地认识,它不仅包括“产业兴旺”,还包括“生态宜居”等其他四个发展目标,需要齐头并进,缺一不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处理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两大问题上,需要结合各地农业及农业资源的生产力特殊性,深刻认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脱离生态文明建设,孤立地讨论乡村振兴战略;也不能脱离乡村振兴战略,孤立地讨论生态文明建设。

  比如,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和一些农业资源被严重污染、破坏的地区,资源、生态的修复、保护就应该是第一位的,此时,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就是扶贫。任何产业兴旺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都要避免各种“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急功近利的产业开发行为。

  南方日报: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关乎脱贫的长期成效。你认为,如何建立长效扶贫机制彻底消除贫困?

  胡靖:从长远看,农民要通过非扶贫、非输入性的方式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农民的组织化。组织化是农民真正实现脱贫致富的可行路径之一。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揭示了现代产业效率发生的源泉,其实也指明了农业发展和减贫扶贫的方向,这就是村庄内农民的组织化与分工。目前中国的一些集体经济发展成功的村庄如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南的南街村等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村庄的产业组织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一直延续到加工业、流通业、旅游业和金融业,由此全产业链都可以产生丰厚的利润。进一步,通过组织内部的利益平衡机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农民的贫富分化问题、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乡村生态的保护问题。这些村庄不仅很早就消灭了贫困、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一直有很强的内生性发展机制,走出一条根本性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径。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一定需要发挥“党建+”的组织化优势,发挥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经济。如此,粤东粤西粤北的贫困户、贫困村,在将来完全可能转变成为广东经济的新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