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来我们的农村还有集体经济吗？如果有，它在哪儿呢？这确实是应当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用敢说真话的勇气，予以澄清的问题。

　　1980年5月31日，面对中央高层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极左路线的一些大员们，对安徽万里的包产到户改革掀起反对声浪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起到了力挽狂澜、一锤定音的作用。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肯定是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深思熟虑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他说得似乎轻松、平淡，却在中国政坛掀起一阵冲天巨浪，将“两个凡是”的大旗打落马下，催动安徽以及全国农村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大船继续破冰前行。

　　为了消除一些人对集体经济的质疑，破除有些人姓“社”姓“资”的疑问，邓小平又说道：“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依然是针对那些极左论者对包产到户的怀疑而发的。那一段时间，不少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他们说：“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合作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所以邓小平紧紧抓住“集体化”“集体经济”不放，把包产到户纳入到“集体经济”的范畴之中，以消除某些人的怀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使多年来一直遭批判受怀疑惹争议的包产到户，在整个中国大地普遍推广，落地生根，成为合法的事物。为了使其更加“合法”，这些最具权威的“红头文件”都连续这样强调：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这些中央文件，大都是在全国各地土地基本承包完毕之后，那些理论家们才绞尽脑汁引经据典创造的理论，大都是“马后炮”式的杰作。对于这些高妙的理论，农民们基本上都不看，也看不懂，他们才不管你是什么“集体化”“合作化”，反正你只要把土地分给我们，让我们一家一户单独耕种就行，我们的土地我们做主，我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我们打下的粮食，卖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管你们说的什么“化”，只要不干扰我们种地就行！

　　农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干了几十年。农民们也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文件之所以在包产到户刚刚推行之时，不断打出“集体化”的旗子，目的就是为了堵住汹汹而来的各种质疑，保护包产到户的改革顺利进行，完全是出于好心。

　　但是，你到广大农村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到广大农户家中问一问，听一听，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社会主义集体化还有吗？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哪儿呢？

　　不可否认，在包产到户以前，也就是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以生产队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是普遍存在的。有的是富队，集体财产就多一些；有的是穷队，集体财产就少一些；有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喜欢办“大事”（所谓大干社会主义），在银行贷了很多款，那这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就可能资不抵债，在包产到户的时候，群众不仅不能从集体分到什么财产，还要分摊一些债务。只有极个别生产队在分田单干时，还能从集体经济中分得几元甚至几十元。

　　我想起我们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时的情景。

　　1979年秋天，我们这里开始推行包产到户，社员们一致同意，要把集体财产全部分光分净。大家都说：“地都分了，各家种各家的地，还要集体财产干啥呀！”

　　我们这个生产队，150口人。共有集体财产：土地300余亩，库房8间，耕牛5头，犁、耙、耧等生产用具10套，大马车一辆，另外还有绳索、布袋、扁担等杂物一堆。

　　最大的最主要的一头，便是土地。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好地坏地搭配，远地近地搭配，肥地薄地搭配；主要按人头，还要照顾壮劳力。用抓纸蛋蛋（抓阄）的方法，排好分地的顺序。这样，每家至少要分3到4块地。

　　队长会计领着社员们来到地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坐在地头计算好这块地的总面积，再计算好每家每户在这块土地上应分得的土地面积和长宽尺度。然后按照抓阄排好的顺序，用尺子丈量，分到各家各户。土地分到手的农民一个个欢天喜地，找来几块石头，在地界上刨个坑埋下去，再用？头砸几下，使其牢固而不可动摇。左边要埋一块，右边也要埋一块；东边埋好了，西边也要如法炮制。地界埋好了，然后站在地头左瞅瞅，右看看，抓起一块土坷垃在手里揉一揉，在风里扬一扬，心里得意地喝道：“啊哈，这就成了我的地了！”

　　大概用了两天时间，集体最主要的财产——土地，便分光了。当然有的生产队为防备以后人口变化，还留几亩“机动地”；而多数生产队则是将集体的土地全部分光，一分不剩，说是以后人口变化了，再说。

　　土地分好了，开始分其它的财产了。大家讨论决定，将所有牲口、用具、房子等物，先评估好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然后再用抓阄的办法确定买主。不能做买主的可以得钱款，不想要钱款的，可以将钱款划到某头牛上，几家共同享用一头牛，有利于种地。

　　生产队的8间房子，加上那架马车，能卖两千元。不少人高兴地喊道：“把这钱分了，每人还能分十几元哩！”不料会计拿着账本在空中一扬，说道：“咱们生产队还欠信用社两千多元，不用这钱还贷款，以后怎么办呀？”众皆无语。

　　全队社员，每人从生产队的集体经济中分了10几元钱。我一家5口人，分了50多元，还不能到手，划到了马大叔分得的一头小牛犊上。马大叔说：“等我喂上一年多，牛犊卖了，就把这50元给你。”

　　从此，我们这里延续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不过人们习惯上还叫“生产队”，远方来信的地址，还得写着某某“生产队”，可是这个生产队连一块砖一片瓦也没有了，一根针一根线也没有了！所谓“集体经济”，几乎是0.

　　据有的专家或记者说，人民公社是在1983年逐步取消的；到1984年，当某省某县某乡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挂上某县某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以后，我国人民公社才正式寿终正寝。其实，广大农民不这么认为，当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土地被全部承包、集体财产被全部分光分净、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彻底消失之时，人民公社就已经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人民公社从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公社的“牌子”不过是有名无实地多挂了几年罢了。

　　生产队的“四大班子”：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也就自动退位，成了历史的回忆。后来的大队统称为“村”，而生产队统称为“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只有一个组长，由于待遇太低，很多人不想干。不过这个组长也有好处，由于没了集体经济，他可以不操一点心，完全是“甩手掌柜”。他每天不用敲钟，不用吹哨，不用吆喝，原生产队一百多口人的生产生活，他可以一下都不管；他每天只管种自己的地，干自己的活；人们也不需要他，也没人来找他。他把自己的活儿干完了，他就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们。他知道，那时不待人的节令就像一只无形的魔手，把人们都拽到了田野，不管你是懒汉还是勤手，都得努力苦干。一阵机器轰鸣，一阵牛马奔腾，几天功夫，该种的种好了，该收的收好了，刹那间热闹的田野又归于平静。

　　不仅我们的生产队集体经济是0，我敢说，全国各地95%以上的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在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都是0 （现在的村里有集体财产，如农家书屋、文化大院、办公室等，和经济不挂钩）。农民们说，我们要集体经济干什么呢？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集体经济，党成天号召我们保护集体经济，爱护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说这才能奔向共产主义，可是这个集体经济却让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搞了几十年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搞呀？

　　没了集体经济，我们农民是否就成了“没娘的孩儿”，一下都跌入了无依无靠的“万恶的旧社会”呢？啊哈，那你完全说错了！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单干户，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没了集体经济，他们也就不指望集体经济，他们从集体分来的土地里，凭借自己的筹划，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挣来了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不仅养活了自己，富裕了家庭，而且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使国家有了饭吃；卖给社会，使整个社会有了饭吃。而且自从分了地，他们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有了剩余的劳力，可以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没了集体经济，农民的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充裕的自由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的吃喝穿戴、生产工具和各种生产活动，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农忙时节经常会出现一些“雇工现象”，张三家会雇一些人摘辣椒，李四家会雇一些人收花椒；干了活就要给工钱，有的是按天给，有的是论斤两。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阶级剥削”的雇佣劳动，现在是你情我愿，十分普遍，无人说是谁剥削谁，谁压迫谁。

　　虽然整个农村的集体经济消失了，似乎出现了“断档”，但是仔细一考察，原来国家是“藏富于民”，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农村至少有一半家庭的私有财产（包括农产品、农具、房产等），比过去一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还要多。现在如果搞土改划成分，可能要划一半的“地主富农”。他们只知有个体经营，只知有私人财产，而不知道什么是“集体化”“集体经济”，这种在几十年前天天宣传的最“革命”的概念早已在脑海里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现在农村不是有集体化搞得好的典型吗？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不是一直走集体化道路，实现了共同富裕，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进典型了吗？

　　不错，这几个村是闻名全国的集体化先进典型。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人家的基础条件。这些大队（村）在包产到户之前，由于干部水平高，群众素质高，集体经济发达，集体化、工业化、机械化程度较高，群众早已不是小农经济生产状况，包产到户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根本不是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化了，而是实行市场经济和股份制、自由竞争、利润挂帅的现代企业集团。如果把这些现代化企业集团的成功，当作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典型经验，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如果硬要推广这些经验，让全国各地都走华西村南街村的“集体化”道路，必然给中国带来灾难！（南街村依靠政治噱头搞来大量银行贷款，200年也还不清，更是任何单位也无法复制的）。

　　春节到农村行人情，一群老乡围着饭桌用餐，大家谈起包产到户的好处时眉飞色舞，忽然一位曾经当过大队干部的老乡说道：人民公社集体化难道搞不好吗？你看人家南街村，地就没有分，一直是集体化，村民的吃住、上学、看病全部免费，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谁说集体化搞不好？

　　我站起来说道：好好好，我们都还跟着你走集体化，都把土地交给你，我们选你当大队支书，还成立人民公社生产队，还是大呼隆干活，干上三年，你把我们的吃饭、住房、看病全包起来，行不行？要是办不到，怎么办……

　　“我把地也交给你！”“我把地也交给你！”一群老乡一起叫了起来。这位鼓吹集体化的老乡顿时一脸尴尬，仓皇离去。

　　总之，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以后，绝大多数地方已经没有了集体经济，更没用所谓“集体化”了。在辽阔农村放眼望去，到处是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在1980年代，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为了堵住各种质疑，好心地将分田单干后的个体经济说成是“集体经济”“集体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的发展创造”，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说法后来便产生了副作用。

　　一些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随意化了。过去搞人民公社集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搞土地承包、个体经营，也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失败的，就是资本主义作祟；凡是成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领先。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如此随意解释，黑的白的都能对上号吗？

　　马克思对集体化是有明确定义的，他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就是集体化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对立的个体化、私有制，是马克思极力主张要消除和消灭的。他说：

　　“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大规模合作社生产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力的这种节省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化、合作化的定义，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依据马克思的这种定义，大力推行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竭力消灭小农经济和私有财产的，结果给人们带来贫穷。可是现在你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在哪儿呢？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化在哪儿呢？

　　没有了“集体经济”，没有了“合作化”，农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过得滋润了，开始奔向小康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